乡村新慈善遭遇旧逻辑
临近春节，接到镇中心小学老校长电话，邀请我于正月初四参加本镇2015年春节乡亲恳谈会暨教育基金理事会。基金会理事几乎都是本镇的有钱人，捐资数额都以万元计。作为本镇为数不多的博士之一，且在大学任教，并非理事的我也得邀参会。
一
教育基金会于2011年成立，是本县第一个乡镇级别的教育基金会，其资金主要用于本镇的奖教助学，奖励近年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以及给予教师补课补贴等。自成立以来，基金会各项运作逐步走上正轨，账户独立，章程逐步完善规范。然而，该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发展瓶颈，资金方面一直未能扩容，乡贤们的参与热情不增反减。2014年春节，仅有8人参加，其中基金会理事只来了一半，理事长也未能出席。今年，本镇书记、镇长亲自与理事联系，并让各村干部动员本村近年涌现的“新富人”参与2015年的聚会，为基金会资金扩容。因此，今年到场人数达33人，受邀者主要是企业家和正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由镇书记、镇长主持，其间，县长也前来捧场。在多方动员之下，部分企业家当场拍板续捐，另一些依然没有动静，有的还被当众点名要求表达一下心意，有的则悄悄离开会场……现场捐赠资金达69万元。
应该说，成立教育基金会是件好事，有利于家乡人才培养。但作为初次参会者，笔者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参会人员与先期主办方通知动员的对象相差较大，一些在村里热心公益的人并未参加;二是一些人对本村公益事业捐资甚多，但在乡教育基金会捐资数额并不高。这是为何呢?
二
在乡教育基金会的这次捐资活动中，村干部曾多次动员我的一位堂叔参与，却被婉拒。堂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去上海闯荡，虽不算大富，但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近年来，他在家乡做了不少善事：为家境较差的哥哥免费建了一栋房子;每年回家，都会给本家族的老人送钱送礼物;在笔者上学期间，他多次主动予以资助;今年一听说村里要修建祖屋，首先允诺捐资1万……乡里乡亲对他热心家族公益事业、慷慨资助家族内部成员的行为赞不绝口。然而，他却不愿意参加乡镇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他说：“我知道去就是捐钱，我没太大兴趣，自己有能力就帮助自己的家族做点事情，其他的哪能管那么多?”
另一位村民，从事建筑行业多年，家产已有上千万。2011年，他捐给基金会3万元，也是乡教育基金会的第一任理事之一。今年的大会上，他一言未发，被主持人点名续捐了1万元后，很快离开了会场，也没参加午宴。看得出，他捐资的热情不高。但早在几年前，他一人就为村里修路捐资10多万。今年，他打算在老家新建6套连体别墅，耗资约300万元。其中三套给他自家三兄弟，另外三套则给三个堂叔。除了他自家一个兄弟外，其他人并无建别墅的能力，但他允诺，其他人只要出资10万，资金缺口全部由他兜底。显然，对他来说，同样是公益，家族的事情重于村庄的事情，村庄的事情重于乡镇的事情。
三
乡村慈善的这一逻辑，事实上也是多数中国有钱人做慈善的逻辑，由自己拓展至家族，由家族拓展至熟人，一层一层往外推演。概言之，这是一个由小私到大私再到小公、大公的逻辑。这一逻辑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形容依然贴切。费先生认为，中国人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按远近来划分亲疏的，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水面上泛开的涟漪，由中心向外延伸，一圈一圈。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很多村民热衷于在家族、村庄做善事，而对更大范围的慈善则没有那么高的热情。
对照西方国家的慈善行为，中国人“差序格局”的慈善逻辑，常常被诟病为缺乏大爱和大公。然而，中西方的这一差异，究其本质来说，只是慈善所 生成的文化土壤的不同。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多数农民在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主要还是依靠家族成员、乡里乡亲的帮衬，而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也往往依靠家族及乡亲提供的援助。如此一来，这些人若日后能衣锦还乡，自然也就对家族与家乡更多一份桑梓之情。
就我自己来说，在上大学的时候，临行前，家族中各家长辈都前来送行，有的人拿些鸡蛋，有的人拿些水果，还有人送几十或几百块钱……这一温情画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如果有人问我，有两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一个是家族里的，一个在偏远地区，你的能力只能帮助一个，你选择谁?从理智上分析，我也知道偏远山区的孩子同样需要帮助，但从情感上说，我会毫不迟疑地偏向自己家族的成员。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身边做“随手公益”，哪怕从家族开始做慈善，不也是一种正能量吗?(陈锋)
半工半耕：农民家庭的自平衡
一
这次过年回老家，村里又多了几栋新楼房。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建房子的重任当然是由老人来承担的。不禁感慨农村的老人真能忙，不仅种田、带孩子，还建房子。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楼房，低的两层，高的有四五层，建起这样的楼房起码要二十万，多的要四五十万。建房子对于农村每个家庭而言都是大事，建房、娶妻、生子乃人生三大任务。一个年轻的小家庭，有了房子才有了自己的小家，日子才能过得舒心。现在的农村小伙子要想结婚，楼房是必要条件，条件好的姑娘不仅要求农村有楼房，城里还要有套商品房。
桔梗叔叔今年64岁，是乡村老木工，手艺精湛，还会画画、雕刻，毛笔字也写得相当好，先后带了近20个徒弟。他说他一生建了三次房子，第一次是27岁刚结婚分家的时候，建的是土房子;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建了青砖房，上面加了一层土房子，总共两层，当时这样的青砖房在全村是最好的;第三次就是近几年刚刚建好的四层钢筋混凝土楼房，地基打得特别深，他说七八级地震都震不倒。
建这房子桔梗叔叔的儿女没有拿钱。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老两口种了一亩多地，种地收入十分微薄。已知的情况是近两年修高速公路征地，政府补偿了10万元，但也远远不够建四层楼房。跟桔梗叔叔仔细聊起来，才知道这楼房从开工到搭起框架花了两年半时间，很多该请的工都没有请，全部由桔梗叔叔自己完成。他利用农闲时间打地基、挑砖、抬沙，只要自己能做的就不请人，这就是半包工。
据桔梗叔叔讲，建一栋楼房，半包工和全包工会差出十几万元。目前，农村建房很多都是半包工。如果你去仔细询问，就会知道，农村很多家庭的楼房都是父辈用自己积攒的钱，再利用农闲时间半包工建成的。有的人家年轻人在外打工拿了一部分钱回来，有的则没有。
二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没有老人的帮助，建这样的楼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少年轻人跟我说，如果没有父辈的支持，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他们就是留在村里，也很难完成父母所做的那么多事情：既要下地干活，又要带孩子，还要建房子，不全包工光建房子就累死了!他们情愿出去打工。
多数家庭孩子出生几个月就放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带，如果带到城里且不说教育、医疗等保障没有覆盖农民工群体，即使各种制度条件具备，将子女带到城里起码要一个人在家专门带孩子。如果把老家的爷爷奶奶接到城里带，不仅少了一份老家的收入，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也多了一层。打工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让孩子留守在家里虽然不是很好，却恐怕是目前条件下许多家庭的最优选择了。
年轻人刚结婚，成立的小家庭属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各方面都需要父辈扶持。老人要给他们带孩子，要让他们打工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安定的居所，过年过节有一个团圆的地方，在大城市打工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慰，打工淡季返乡的时候有基本生活保障，漂泊不定的情感也能有所寄托。
老人留在农村不是坏事，老人在农村可以下地干活，可以带孙子孙女，串门聊天晒太阳，有田野、有绿色、有朋友，比起在城市，他们辛苦劳作却可以活得更加健康。农村两个老人带三四个孙儿十分常见，几个儿子外出打工，他们的孩子都交给父母，这样的“工作强度”“工作效率”仅限于农村熟人社会，因为“这个抱抱那个抱抱一天也就过去了”，几乎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进了城，老年人就成为纯粹的消费者，在农村却是生产力。
三
当然，上文的分析是对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沿海农村、城郊农村或者资源型村庄，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全国占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可以说农民家庭的平衡悬于一线，这种平衡建立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上，这里，半耕显得特别重要。可以说，半耕，维持了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家庭负担系数的安全值，使得父辈能够为子辈提供必要的支持，子辈的家庭得以顺利过渡，实现了以乡促城、以城带乡，城镇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半耕不是阻碍了城镇化，而是助推了稳健的城镇化。半耕通俗些说，就是父辈在家种地、带孩子、建房子。仅仅靠半工，平衡立刻就会转为失衡，导致家庭不稳甚至社会动荡。半耕，执行起来也很简单，很容易，让父辈在农村呆得下去，有地可种。对父辈而言，虽然很辛苦，可在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地方辛苦也是一种享受。不得不说半工半耕是一个精巧的家庭结构。如果强行推动土地流转，或者强行灭村，后果可想而知。灭村容易，再想恢复乡土社会业已脆弱的联系恐怕很难。
农村的老人叼着一根自制的烟卷，坐在树荫下也好，走在田间地头也好，眼神中饱含满足，这种意义感、精神上的满足感是绑在乡土上的。半工半耕模式在当下也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还关乎乡土文明和很多人的尊严。( 王会)
巨变中的乡村向何处去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连续三年利用春节返乡机会撰写回乡记，2013年写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从中心师生连续三年所写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所写主题也不同，但所有回乡记都自然而然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
一
在阅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左右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巨变，有趣的是，他们所记忆的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状况，竟然与我小时候的家乡十分相像，这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然而2000年之后，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留下老幼病残，普遍出现了空心化。
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有说服力了。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36%，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4%，短短十几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十多年时间，超过1/4的农村人口进城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从城市获得收入，主要时间都在城市度过。相应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对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不重要。
也就在这个世纪初，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皇粮国税不可免，2000年之后，国家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巨大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松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走上了巨变之路。这样一个巨变发生在各个方面，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时，农村仍然居住着70%的中国人口，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农村社会结构仍然稳定，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到2000年左右，农村变化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猛然间加快了速度，形成了令所有观察者震撼的能量，以至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二
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巨变，最显著的是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离开农村。这样一个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有很大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
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可以让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但是，这样一种半工半耕也必然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瓦解。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正好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广覆盖的新农合、新农保，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同时，国家也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投入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存在的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在传统的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体，而又没有别的力量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遍地这种具体事情上，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赌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等方面，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正是这些问题聚集起来，呈现出让人震惊的乡村图景，触动了每一个春节返乡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
三
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重建乡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不能仅仅是把资源输送到农村就完事，还应当让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结合起来。资源下乡若没有带来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却让农民形成了依赖思想，农村组织能力更弱了，这样的资源下乡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可以在当地务工，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而准备回自己家乡消费。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大约占农户总数10%～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所谓“中农”家庭，这样的“中农”加上留守农村的老人、孩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
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国家很难解决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水利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通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等等，它们主要不是工程问题或国家投入问题，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够的问题。
基层村社组织很重要，因为农民有大量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事务。这些事务不仅涉及生产生活，也涉及村风村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孝道不彰、人情竞争失控等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城镇化、市场化大潮影响的背景，但缺乏组织的原子化的乡村对这些冲击缺乏抵抗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亲族关系密切的农村地区，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往往能给予正面的回应，如通过族人协商，达成共识，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恶性膨胀。这给我们以启示，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与国家资源下乡有机结合，才能回应农民对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才能抓住巨变时代乡村建设的牛鼻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贺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