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城市新理念 城镇化的“绿色”能量化吗
2015-04-19 15:06:1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曾经，我们观察和思考城市的时候，只有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后来，有了环境这个维度。今天,绿色城市作为一个新的理念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不过，如何定量地衡量绿色城市，却是一个有待讨论和探索的命题。
    在百度输入城镇化或者城市化，能找到3400万个网页，社会对城镇化的关注，由此不难窥见。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加快绿色城市建设，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这意味着，下一步城镇化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绿色”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词之一。那么，城镇化中的“绿色”能量化吗?又如何引导城镇化走上一条绿色的道路呢?
    经济社会环境的三维视角
    量化城镇化的绿色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绿色的内涵与外延。在“生态热”的背景下，近年有不少关于绿色城镇、最美乡村等类似评选或测评，多聚焦于自然生态，上榜者也多为生态小城、小镇。
    但是，多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从全国视角和追求现代化的维度，分析和评价绿色城镇化不能限于狭义的环境概念。
    譬如，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小镇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生态条件优越，但是，可能存在着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不完善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那它只是狭义的绿色。
    在生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突出城镇化的环境指标理所当然，不过，也不能忽视城市的本质功能，即为人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条件。
    因此，“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课题组负责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致力于城镇化研究的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应该从更加广义的视角去阐释“绿色”，这可能更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定义和趋势，即“绿色”不仅包含自然生态意义中的环境，还应涵盖人类生存生活所依存的人文社会及经济环境。
    中国市场信息调查协会副会长张仲梁则进一步从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的角度阐释这一主题。他说：“绿色城镇化应该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绿色，它追求的不是某一方面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因为城市本身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复合系统。”
    这就涉及到一个新的难题，在评价城镇化的绿色标准时，如何增强不同内容和指向的指标之间的协调度，实现统一的共同发展，防止顾此失彼。
    以周牧之的团队刚刚开发的“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为例，构成这一评价体系的三大模块就是经济、社会、环境，分别对应城市生产、生活以及生产生活的环境，力图全面评价一个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
    但也有专家提议，在生态建设成为中央治国理政五大布局之一的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增加环境指标的分量，以突出绿色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实行一票否决，如果环境不好，经济社会再发达也不应该得到鼓励。
    周牧之的观点是，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总在不断变化，从诞生到成长、成熟、衰退甚至死亡，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在每一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主要问题。中国的城镇化也有阶段性的主要问题，绿色城镇化指标要根据不同的阶段适时调整相应的指标数据设置，以适应城镇化不断发展的形势。
    受访专家进一步分析，从绿色的角度评价城市，根本的目标在于将城市和环境融合为一个整体，不是仅仅环境指标关注绿色，同时，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也要追求绿色。
    从这种意义上讲，与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不同，“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倡导的是发展的品质。其中的“绿色”不是狭义意义上的环境因素，而是突出了绿色发展的广义概念，背后包含着经济质量、空间结构、生活品质和人文社会等深层内容。“指标体系中各层级每一项指标的设置都具有强烈的‘绿’指向，是该指标最具特色的一点。”周牧之强调。
    “绿色”的量化难题
    “把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课题和理想，以及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和最新理念进行数字化、指标化的梳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周牧之说。
    为完成这一工作，课题组中既有经历过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专家，也有致力于应对今天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国专家，既可以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也可以直面当前的问题。
    “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采用“三·三·三”结构，分成环境、经济、社会三个板块，每个板块由三个中项指标支撑，每个中项指标由三个小项指标支撑，每个小项指标又由多组数据支撑。每一个板块是一个维度，每一个指标体现了一个准则和价值追求。
    理论框架既定，实践评判的难题开始显现，支撑指标的数据无论在质量上还是统计范围上都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周牧之说，指标体系需要有数据来作为支撑，但是寻找和整理这些数据是一项艰难和浩繁的任务。具体的说，它首先表现在数据的碎片化，部门之间、层级之间、年度之间数据不统一、不规范、不连续的现象严重。其次是有些数据还存在失真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牧之表示，“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在选择指标、数据时，除了数据的可获得性之外，还要考虑数据的真实性和实际价值。
    “如果选用的是失真数据，那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他说，“譬如有一些环境相关的数据竟然大部分城市达标率都达到100%，与今天中国的现实相距甚远，无法使用。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些在国际上常用的数据在中国尚不存在。”
    “在梳理数据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目前在中国，经济性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详实，社会性的数据比较缺少，环境相关的数据失真现象相对比较严重。”周牧之补充道。
    在这种状态下，要把能够体现和支持指标体系的数据整理出来只能用一个“缝”字。为此周牧之及其团队尽量选择生成数据，运用大数据的手法把庞大的生成数据变成可用数据。同时，利用空间地理数据等手法，将一些缺位的数据演算出来。另外还将一些具有关联性的数据复合成所需要的特定指数。通过历时两年的努力，他们将各类公开的、在社会上可得的数据“缝制”成覆盖全国地级以上所有289个城市的完整指标体系。
    价值取向认知先导
    在课题组看来，绿色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意义在于建立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内涵进行立体分析的构架，为中国城镇化的绿色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政策和规划手段。
    周牧之进一步补充说，“我们不但希望‘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能成为政府、专家评价城镇化的一个有效工具，也力求让社会公众能够看懂它，利用它。”
    张仲梁分析说，包括“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在内，城镇化评价体系大多主要立足于现有统计数据和客观指标，较少引入主观指标。社情决定民意，客观指标多于主观指标有其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指标可有可无。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必须考虑人的感受、愿望和态度，何况社情与民情并不总是一致的。
    他认为，“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应该具有地域性。实际上，每一个成功的指标体系都是植根于当地特殊的条件与环境的。今后在对每一个具体的城市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在通用指标的基础上加一些地域性指标。
    当然，在受访专家看来，“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在数据分析功能之外，更体现了问题导向，引导社会各方更加关注城市的环境、重视城市的生态、探索城市的绿色发展。
    张仲梁评价说：“曾经，我们观察和思考城市的时候，只有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后来，有了环境这个维度。今天，绿色城市作为一个新的理念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不过，如何定量地衡量绿色城市，却是一个有待讨论和探索的命题。”
    周牧之认为对指标体系的完善和进化而言，认知的不断变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例如在十五年前他在研究中国城市如何应对汽车社会的冲击这个问题时社会反响很微弱，然而今天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汽车社会的弊病都感同身受。
    他说：“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二十年前在日本二恶英还没有人关注，十年前在中国没有多少人讨论PM2.5，现在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对石棉的危害还不够重视。所以好的指标体系一定要负起先导认知的责任。”
    他补充道，“‘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目前还是一个相对性的，中国城市之间的比较指数。下一步计划把亚洲的城市纳入进来，形成中国城市与亚洲城市的比较，这样会再出来一个不同的视角和维度。”
    在周牧之看来，排名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绿色城镇化指标可以成为评判中国城镇化的一套数字标杆和参照系。他借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分析说，中国历史上的失政缺陷归结为中国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有先进理念支撑的数字管理的确是左右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我们为什么要开发“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
    周牧之说，城镇化是中国社会从未经历过的剧烈的、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同时也必然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变。城镇化需要一套标杆和参照系，在宏观上可以作为城镇化政策的工具;在微观上可以作为城市规划的抓手;同时还可以作为对政策和规划进行评价的尺度。
    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这是宝贵的财富。学习和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吸取其先进的理念和手法，是城镇化后发国家的优势。在充分调查研究中国城镇化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汇集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认识和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摸索和开发既可以量化又可视化的城镇化指标体系意义重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发绿色城镇化指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