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年初辽宁东港市80后女副市长董海涛被质疑受到非正常提拔以来，全国各地陆续曝光了多名类似的被“火箭式提拔“的官员。很显然，这一现象已发酵为不能不正视的公共事件。
这些被媒体曝光的“火箭式提拔”案例，多数发生在湖南省。就在数天前，微博还曝料了30岁的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及其曾任常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父亲。此事还在热炒之际，又有网帖质疑岳阳市华容县28岁的女副县长赵群子升迁神速。据称，赵的舅舅为现任岳阳县县委书记毛知兵。联系起此前湖南出现的多名类似官员，如湘潭县27岁的副县长徐韬、耒阳市32岁的副市长王卿、21岁就担任湘潭市岳塘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的王茜、参加工作4年就被破格提拔为衡阳市雁峰区副区长的朱松泉、父亲和岳父大人都在税务机关任职的衡阳市地税局雁峰分局“神童”副局长张湘东等。这是发人深省的现象。
人们对“火箭官员”的质疑，大多涉及他们的年龄、阅历、文凭或者家庭背景。年龄、阅历和文凭都是客观易见的东西。过于年轻，生活历练自然就不够，学历也不可能过高，民众的怀疑自然有道理，徐韬案就明显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家庭背景特殊，更是上述“火箭官员”的一大特色。市长的女儿当了副市长，副县长的儿子还是副县长，如此“世袭魅影”，加上年纪轻轻，又岂能不使人生疑?事实上，这种平步青云的好事，落在普通人家孩子身上的，极少极少。
“火箭式提拔”现象的出现，与一些地方在干部选拔过程中信息欠公开、程序欠透明有关。“德才兼备”是党和政府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有些人真的德才兼备，群众有口皆碑，这样的人才怎么破格，怎么公开，都不会受到质疑。相反，对于那些民众并不熟悉却可能被破格任用者，唯有让他们的晋升通过公正公开的程序进行，方可在任用后不受或者少受质疑。即使民众一时无法弄清其德与才的真伪，但对“破格”程序是否“合法”，还是有辨别力的。
目前，多数地方干部的任前公示成为程序公正的基本途径，而公示的范围、时间和内容却是有限的。从对“火箭官员”事件的官方回应来看，很多回应声明当事人“很优秀”，但凭借有限的学历与阅历、蜻蜓点水式的“多岗位锻炼”，他们究竟能做出多少优秀事迹呢?湘潭县副县长徐韬在郴州参加公选却在湘潭被录用，录用时还是湘潭大学的全日制研究生，这样的用人，得何等优秀才行?公开干部信息，最起码是公开个人简历，耒阳方面以换届人员变动多、信息审核任务重为由，说明女副市长个人简历一直未在当地党政门户网公布。如此藏着掖着，何以显示副市长德才兼备啊?
同样，还有家庭背景要不要公示的问题。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公开家庭背景，已成一个并非刻意隐瞒的官场潜规则。但如今，民众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官员的选拔任用应顺势而动，否则会给民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况且，现代政治原本不能回避家庭背景，就像官员财产公开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一样，逐渐试行官员家庭背景的公开，显然更有益于当代中国官员伦理制度的建设。因为越不公开，越容易遭受质疑，而事后的质疑比事前的质疑更危险，纠正起来也更难。
当然，不是说年轻者不能破格做官，也不是说官员家的孩子不能做官。但破格提拔只能是严格受限的极少数例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当然规定了“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但“年轻化”和“破格”不能成为不守规则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任人唯亲的挡箭牌。公务员晋升，尤其不能一次又一次地以“年轻化”为由予以破格。
归根到底，“火箭式提拔”官员的现象严重违背了选拔和任用官员必须坚守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偏离程序正义原则选拔任用官员，必然带来吏治的腐败或官员无为，而吏治腐败与官员无为，是国家治理的大敌，而且，其危害隐蔽而深远，必须加以警惕。
最后，我们不由得再问一下，一些地方被火箭式提拔的官员还“潜伏”有多少?当地组织人事部门是否应该做深刻的反省，并切实承担起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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