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2月17日上午，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户政与基层基础工作处副处长何胜利，从自己五楼办公室窗户坠楼身亡。据何胜利家人和同事反映，其本人精神状态不佳，长期失眠，近年来在服用阿普唑仑片、乌灵胶囊等药物治疗。(2月19日中国新闻网)
又一名官员从高楼坠落而亡!仅就媒体公开报道，除了何胜利，今年以来还有多名官员选择自杀：1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警方称其生前有抑郁症状;1月11日，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跳楼身亡，其办公桌上亲笔遗书称“纯粹是由于疾病所致”;1月13日，河北邯郸市丛台区工商局朝阳分局副局长张新生跳楼身亡，警方称其生前患抑郁症;2月17日，四川崇州市反贪局局长柯建国坠楼身亡，其家人和亲友反映，柯建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纵观这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除了年富力壮(一般都是四五十岁)，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几乎都是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二是几乎都患有抑郁症。为何有那么多官员自杀，又为何都是抑郁死?正如新华社新华视点所称，“官员自杀背后，除公开声称抑郁症，有多少是看破生死?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如此之多的官员自杀，究竟有没有秘密，或者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民众应享有知情权。
近些年，官员自杀频频进入公共视野，一大共性是抑郁。试问，为何官员一自杀就是抑郁，抑郁为何轻易盯上了官员?有网友质疑，“凡有生命离去总是悲伤的，但不理解的是，警方公布此类事件，为何不从死者现场寻找证据，查找疑点，利用证据来说明、还原事件真相，简单给出抑郁死，给人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官员自杀究竟有没有秘密，确实需要公正调查，否则既容易伤害政府公信力，也难以打消公众疑虑。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官员自杀确实与抑郁有关，也难以祛除公众的不安与震惊。原来，我们是在被一些有病的官员所管理。
不容回避的是，这些官员自杀之前都在任，换言之，他们有病了并没有休假，也没有病退。因抑郁而自杀，足以说明这些官员在自杀前已经到了多么痛苦的地步，痛苦得无法忍受，崩溃了。
自杀前仍在任上，与其说这是敬业，不如说这是残忍。一方面，这是自我伤害，另一方面也缺乏对公众的尊重。原因很简单，罹患了严重疾病，还坐在关键位置上——不少自杀官员还是一把手，位置很关键，万一有了各类差池，岂不可怕?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预计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官员也是人，患上抑郁症并不奇怪。问题是，患病之后，其家人是否知情，组织又是否知情?如果组织知情了，该不该让其继续待在关键位置上?
对官员的选拔和任命，除了符合必需的程序，是不是也应该引入新的门槛，即患有严重疾病就不应该担任要职?或者不应该继续留在关键位置上?否则，这既害了患病的官员，也会埋下隐患——一是该官员可能无法胜任职位要求，二是因疾病问题，往往会损害公共利益。
不知道还有多少官员患有抑郁症?为了减少悲剧发生，为官员健康计，更为公共事务计，不妨迅速对官员进行一次全面和真实的大排查，让患病官员及时救治，免得因继续留任官员而贻误病情。
